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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情绪调节策略的中介作用

　 摘要：为探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下社会支持对民众心理健康的影响机制，并检验情绪调节策略的中介效应，构建了三个变量之间的关系模型，采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症状自评量表（SCL90）和情绪调节策略问卷（ERQ）调查了 1152 名民众。结果发现：（1）民众的心理健康症状（SCL90 总分）显著高于常模组;（2）社会支持及其维度（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情绪调节策略（认知重评、表达抑制）与心理健康两两相关显著;（3）认知重评策略在社会支持及其各维度与心理健康间起部分中介作用;（4）表达抑制策略则在社会支持及对支持的利用度这一维度与心理健康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研究结果揭示了 COVID19 疫情下民众的整体心理健康水平比非疫情下偏低，且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策略在社会支持和心理健康之间均起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对支持的主动利用更能有助于民众选择合理的情绪调节策略，更有利于心理健康的发展。

　关键词：COVID19;社会支持;认知重评;表达抑制;心理健康 一、引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宣告“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总书记还提出了“没有全面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这一重要论断。健康是促进人类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而心理健康是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人在成长和发展过程中认知合理、情绪稳定、行为适当、人际和谐、适应变化的一种良好状态〔1〕。直至目前，产生于 2020 年初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全球大流行并没有结束，全国各地不时暴发不同规模的疫情。病毒极强的传染性对全国人民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心理健康方面，比如出现了焦虑、抑郁症状，恐惧，亲密态度的转变，歧视他人等不良的心理状况和行为。已有研究发现，在 COVID19 疫情下，我国国民的心理健康意识以及对其的关注度呈现逐渐提高的趋势〔2〕，因此，哪些因素能有助于民众心理健康的发展值得我们去深入探讨。

　刘晓和黄希庭的研究表明，社会支持能影响个体的身心健康〔3〕。社会支持是个体从其所在的社会关系中获得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支持〔3〕，即客观支持与主观支持。实际的客观支持是指个体在面临压力时，其所在的支持网络所提供的具体的支持行为，包括物质上的直接援助和社会网络、团体关系的援助。这类支持独立于个体的感受，是客观存在的现实。主观感知的社会支持是指个体对自己从社会支持网络的成员（家人、朋友、同事）处得到支持时的主观感受和评价〔3～4〕。此外，肖水源认为，除了实际的客观支持和主观感知的社会支持外，对社会支持的研究还应包括个体对支持的利用度〔5～6〕。对支持的利用度是指个体对各种社会支持的主动利用，包括倾诉方式、求助方式和参加活动的情况等〔5〕。许多关于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关系的研究中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以及主观幸福感均受到了广泛关注，

　例如，有研究表明主观感知到社会支持水平低的个体，其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越高〔7～8〕，反之，适度的人际支持以及对支持的利用度高均能使个体体验到快乐感〔9〕，提高个体的主观幸福感〔10～12〕。那些罹患生理疾病、抑郁症的群体在治疗过程中，若能获取身边亲戚朋友等的支持，且能积极主动利用这些支持，那么个体的健康恢复情况将更好，孤独感、抑郁和焦虑等负面情绪以及躯体化症状也随之减少〔13～14〕。针对流动人口的研究也发现，从社会上获取的帮助，包括生活补贴、就医制度（实际支持），与身边他人的关系、沟通等状况（情感支持）以及在生活和工作中与他人互动时的行为活动（社交支持）的增加，均能促进个体心理和生理健康的积极发展，同时提高其主观幸福感〔15〕。自 COVID19 疫情以来，一些学者对个体的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的关系进行了一定的探讨。例如，樊丹丹等发现在COVID19 疫情期间，人际关系网给予的客观支持以及对可获得支持的利用，能使医护人员更从容地应对突发性公共事件，减少恐惧、焦虑、抑郁、疑病以及神经衰弱等症状的发生〔16〕;同样地，张静等发现在 COVID19 疫情期间普通民众感受到的主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越高，其焦虑程度就越低〔17〕。以上相关研究均说明了完善的社会支持系统是不同群体应对疾病、生活应激事件最有潜力的资源之一，由此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23 卷第 1 期劉芹瑕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情绪调节策略的中介作用可见，社会支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个体的负性情绪，对心理健康产生积极的影响。

　Marroquín 的社会影响假设指出，社会支持能够通过影响个体对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间接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状况，包括抑郁症状的缓解，即情绪调节策略在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之间起中介作用〔18～19〕。情绪调节理论认为，情绪调节（emotion regulation）是个体对自身产生何种情绪、何时产生以及如何体验和表达这些情绪产生影响的过程，在情绪发生的过程中，个体最常用且最有效的策略是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20〕。情绪调节的过程模型认为，认知重评是一种先行关注策略，在情绪产生的早期阶段使用，主要通过改变对情绪事件的认知方式来减少情绪体验和行为反应;相反，表达抑制是一种反应关注策略，发生在情绪产生的晚期，主要通过抑制将要发生或正在发生的情绪表达行为来减少情绪体验〔21〕。已有研究表明，认知重评比表达抑制能更有效地调节负性情绪，前者属于适应性策略，后者属于非适应性策略〔22〕。认知重评既能降低消极情绪的体验和表达，也能增加积极情绪的体验和表达，而表达抑制则同时降低对消极和积极情绪的主观体验和表达，且损害记忆功能〔22～24〕。另有研究发现，在遭受负面情绪时，相比于自己单独使用情绪调节策略，能够得到伴侣的支持、陪伴的个体能够更有效地减少痛苦〔18，25～26〕。国内研究已表明社会支持水平的提高会促进认知重评这一适应性策略的使用，同时减少对表达抑制这一非适应性策略的使用，进而降低个体的焦虑、抑郁体验，增加积极情绪的体验〔7-8，27〕;国外基于 COVID19 疫情的相关研究也发现，适应性或非适应性的情绪调节策略在个体负性人格特质与焦虑、抑郁、压力感知之间起中介作用〔28〕，认知重评策略能够提高个体进行愉快活动的频率，从而增加其对幸福感的主观感知〔29〕。但关于不同类型的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情绪调节策略之间的具体作用机制仍是不明确的，需要我们进行详细的考察。

　基于上述研究，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考察在 COVID19 疫情下，社会支持及其各维度（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效应，以及两种情绪调节策略（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在社会支持及其各维度与心理健康关系间的中介作用。本研究通过检验社会支持及其各维度与心理健康关系中存在的中介变量，揭示两种情绪调节策略在民众中的使用差异，以期丰富和深化本领域的研究，同时，也期望为民众心理健康的干预疏导提供借鉴和依据，以便科学合理地对待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下民众的心理健康问题，促使民众选择有利于其身心发展的情绪调节策略，减少负性情绪体验。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本研究于 2020 年 2 月至 5 月通过网络选取被试，被试筛选标准：（1）年龄在 16 岁以上且能熟悉手机操作的成年人;（2）知情后同意参加本研究。实际收集问卷 1183 份，剔除无效问卷 31 份，保留有效问卷 1152份，有效回收率为 97.4%。被试年龄在 16～58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 25.33±7.41 岁。其中，男性占 38.3%，女性占 61.7%;城市人口占 47.7%，城镇人口占 19.9%，农村人口占 32.4%;未婚占 77%，已婚占 22%，离异占 0.8%，丧偶占 0.2%;在校学生占 54.7%，企事业单位人员占 32.1%，普通工人 2.7%，离退人员占 0.3%，其他占 10.2%。每个被试问卷填写完成后可获得一定的报酬。

　（二）研究工具 1.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由肖水源编制〔5〕。量表由 3 个维度和 10 个项目组成：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量表的计分方法为：第 1～4，8～10 项为 1～4 的 4 级计分，第 5 条分 A、B、C、D 四项计总分，每项从“无”到“全力支持”分别计 1～4 分，第 6、7 条若回答“无任何来源”计 0 分，若回答“下列来源”则回答几个就计几分;总分为 10 个项目计分之和，总分越高，表示社会支持程度越高。该量表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63。

　2.心理健康症状自评量表（SCL90）

　心理健康症状自评量表由 Derogatis 编制〔30〕，王征宇修订成中文版〔31〕，包括 90 个项目和 10 个因子：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忧郁、焦虑、敌对、恐惧、偏执、精神病性以及其他（睡眠饮食）。量表要求被试根据自己最近一周的情况如实填写，采用 1～5 的 5 级计分法，最后计算出总分和因子分。10 个因子的 Cronbach α 系数在 0.72 到 0.88 之间，总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98。

　3.情绪调节策略问卷（ERQ）

　情绪调节策略问卷由 Gross 和 John 编制〔20〕，王力等修订成中文版〔32〕。量表共有 10 个项目和 2 个分量表：认知重评（6 个）和表达抑制（4 个）。量表均为 1～7 的 7 点计分，得分越高，说明使用该类情绪调节策略的频率越高。两个分量表的 Cronbach α 系数分别为 0.87 和 0.75。

　4.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法进行方法偏差的检验，结果表明第一个因子方差解释率为 32.64%（小于 40%），因此当前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5.数据处理 使用 SPSS 20.0 进行相关分析、T 检验分析以及中介效应分析。

　三、研究结果 （一）民众的 SCL90 各因子分与常模比较对 SCL90 各因子分与常模〔33〕进行单样本 T 检验分析。结果如表 1所示，COVID19 疫情期间，民众在 SCL90 中的 10 个因子分都显著高于常模组（ps<0.001）。

　（二）心理健康、社会支持与情绪调节策略的相关分析对 SCL90、社会支持与情绪调节策略涉及的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SCL90 中的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睡眠及饮食和 SCL90 总分与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的主观支持維度、社会支持评定量表总分呈显著的负相关（ps<0.01）;除恐怖外，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偏执、精神病性、睡眠及饮食和 SCL90 总分均与客观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这两个维度呈显著的负相关（ps<0.05）。SCL90 中的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睡眠及饮食和总分与认知重评呈显著的负相关（ps<0.05），而与表达抑制呈显著的正相关（ps<0.05）。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及社会支持总分与认知重评呈显著的正相关（ps<0.01），对支持的利用度和社会支持总分与表达抑制呈显著的负相关（ps<0.05）。

　（三）情绪调节策略在社会支持和心理健康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1.认知重评、表达抑制策略在社会支持和心理健康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采用层次回归分析探讨情绪调节策略（认知重评、表达抑制）能否作为社会支持与民众的心理健康（SCL90 总分）的中介变量，同时采用 BiasCorrected Bootstrap 程序进行中介效应的显著性检验。在层次回归中介分析法中：第一步，检验自变量社会支持对因变量 SCL90 总分的效果是否显著;第二步，检验自变量社会支持对中介变量认知重评、表达抑制的影响;第三步，检验加入中介变量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后，自变量社会支持对因变量 SCL90 总分的影响。如表 3 和图 1 所示，社会支持对 SCL90 总分的直接效应显著（β=-021，p<0001）;认知重评、表达抑制在社会支持对 SCL90 总

　分的影响中均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 95%置信区间分别为[-0035，-0028]、[-0010，-00015]，0 不在上下限的区间之内，说明认知重评、表达抑制策略在社会支持和民众的心理健康间的中介效应均显著。

　2.认知重评、表达抑制策略在社会支持各维度和心理健康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本研究采用以上相同的方法和步骤进一步分析并检验认知重评、表达抑制分别在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与心理健康（SCL90 总分）间的中介效应。由表 4 和图 2 可知，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对 SCL90总分的直接效应均显著（β1=-0.11，p<0.001;β2=-0.22，p<0.001;β3=-0.12，p<0.001）;认知重评策略在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与 SCL90 总分间均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 95%置信区间分别为[-0.030，-0.025]、[-0.020，-0.019]、[-0.036，-0.029]，上下限的区间均不包括 0;而表达抑制策略仅在对支持的利用度与 SCL90 总分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 95%置信区间为[-0.022，-0.019]，0 不在上下限的区间内。这些结果表明认知重评策略在社会支持三个维度与民众的心理健康之间的中介效应均显著，而表达抑制策略仅在对支持的利用度与民众的心理健康间的中介效应显著。

　四、讨论 （一）COVID19 疫情下民众的心理健康水平本研究结果表明，在 COVID19 疫情下，我国民众当前的心理健康状况低于常模，心理上表现出更强的害怕、焦虑、抑郁等消极情绪，生理上则出现了头痛、肌肉酸痛等躯体性变化，同时睡眠、饮食不规律，人际交往距离也有所增加，人际信任降低。这与前人的研究是一致的，如陈祉妍等发现新冠病毒具有传播速度快、感染风险高等特点，容易引起民众不同程度的应激反应，产生不安、恐惧、孤独等负面情绪，并出现心理、躯体上的不良反应〔2，16～17，34～39〕。杨兴洁等发现 COVID19 疫情下，大学生群体中的恐惧、抑郁、焦虑等负性情绪普遍存在〔36～37〕，当处于病毒暴露程度高的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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