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法治发展历程新中国文化发展历程回顾2010年06月30日10:52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摘要：文化是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的重要方面，从毛泽东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新中国的法治发展历程3篇,供大家参考。

新中国的法治发展历程篇1

新中国文化发展历程回顾

2010年06月30日 10:52 来源： 当代中国史研究

摘要：文化是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的重要方面，从毛泽东没有革命文化事业，革命与建设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到邓小平“不论是对于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对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文艺工作都负有其他部门所不能代替的重要责任”；从江泽民“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对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起巨大促进作用”，到胡锦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精神上的旗帜，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显著标志”，都是对文化建设所做的深刻论证。通过对新中国文化历程的回顾，可以总结文化建设60年来所发挥的解放思想、动员人民、引领时代风尚的作用，促进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关键词：文化建设 “双百”方针 “二为”方向 文代会文化产业

[中图分类号]G120；K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952(2009)05-0111-10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是20世纪世界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同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的历史也是人类文明史中最辉煌的篇章之一。一个四分五裂、积贫积弱的旧中国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奋斗，今天大踏步地赶上时代潮流，稳步走上了奔向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文化建设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取得了辉煌成就。总结和回顾历史，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全面深入地认识和把握文化发展规律，对于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的头17年为中国文化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1949年7月在北平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揭开了新中国文化建设的第一页。中共中央给大会的贺电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我们的任务主要地就是发展生产和发展文化教育。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人民政权的建立，给人民的文化教育和人民的文学艺术开辟了发展的道路。”这次大会实现了老解放区与新解放区两路文艺大军的会师，明确了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并将其作为发展新中国的人民文艺的基本方针，大会号召文学艺术工作者以最大的努力贯彻执行这一方针，更进一步地与广大人民、与工农兵相结合。大会建立了全国统一的文学艺术界组织——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一次文代会后陆续成立了美术、舞蹈、曲艺、文学、音乐、戏剧、电影等专业文艺工作者协会组织。

第一次文代会上提出了改革旧戏剧的任务。会后，立即成立了以欧阳予倩为主任的全国戏曲改进会筹备会，毛泽东为该会题写了“推陈出新”的题词。1950年7月，文化部又组成戏曲改进委员会。如何对待京剧和各种地方戏中的传统戏曲，不但涉及广大人民文化生活的需要，而且是关系到成千上万艺人就业的社会问题。1951年5月，政务院发布《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提出“改戏、改人、改制”的号召。明确规定保留与发展旧戏曲的优良传统部分而去掉其不合理的、由长期封建社会所造成的反现实的落后部分，使其成为以新民主主义及爱国主义精神教育人民的戏曲艺术。提出依靠用新戏曲逐渐代替旧戏曲，按照有益、无害和有害的三类标准，和戏曲艺人一道，对传统剧目和传统的表演艺术进行整理和改革。此举使许多濒『J缶灭亡的剧种获得了新生。大批传统剧目经过去芜存菁，剧本、唱腔和表演都绽放出新的光彩。无论在剧目的创作和改编方面、在表演技巧和舞台艺术的革新方面，还是在培养青年演员方面，都取得了很太的成绩，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在此基础上，国家将所有的民间文艺团体、戏班子、艺人和国有文艺团体组成国家、省、地区三级设置的国营文艺团体，文艺工作者的社会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为了改革旧电影事业，人民政府于1950年7月公布《电影旧片清理暂行办法》、《国外影片输入暂行办法》和《电影新片颁发上演执照暂行办法》等，规定旧片映演必须送电影局影片审查委员会审查，通过后发放上映执照方能上演；旧片内容如有妨碍新社会秩序的，视其情节轻重，要删剪或禁止上映。

1953年随着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公布，全国范围内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为了适应形势确定文学艺术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新任务，9月在北京召开第二次文代会。第二次文代会主要讨论和解决的问题有：第一，在新的建设时期，文艺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以抓创作为主。第二，确定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文艺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周恩来在会上所作政治报告中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理想主义结合起来，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第三，对建国以来文艺创作上的概念化、公式化及其他反现实主义的倾向，对文艺批评上的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和文艺领导上的行政命令等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初步的清理。第四，提出如何运用社会方式领导文艺工作，以克服违背艺术规律的行政方式和不恰当的干涉。

第二次文代会对促进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文化生活的需求、促进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实现产生了积极作用。文学创作不仅在数量上大幅度增长，质量上也有显著提高，涌现出一批在思想性和艺术性、在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都很有生气的优秀作品。

李准1953年11月发表的短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通过翻身贫农宋老定想买地的故事，对土改后农村两极分化及广大农民要求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愿望作了介绍。1955年赵树理发表的《三里湾》以他惯常的为群众喜闻乐见的风趣幽默的表现手法，描绘了合作化时期农村的复杂斗争和各个阶层人物的内心世界。欧阳山的《前途似锦》、王希坚的《迎春曲》、刘澍德的《桥》、康濯的小说集《春种秋收》、刘绍棠的《运河的桨声》等都是展示农业合作化历程的作品。

用爱国主义精神教育人们，塑造英雄人物典型形象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也开始达到一个新的艺术水准。峻青1954年发表的《黎明前的黑暗》，描写了交通员小陈带领武工队负责人通过敌人封锁区时，把革命同志和革命任务看得高于一切，最后连同母亲、弟弟壮烈牺牲的故事，具有强烈的感染力。王愿坚1954年发表的第一个短篇作品《党费》，主人公黄新那种无畏的斗争精神和不怕牺牲的正气，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同年，杜鹏程发表的优秀长篇小说《保卫延安》，是第一部大画面描写解放战争的鸿篇，当时被评论界称为“具有古典文学中的英雄史诗的精神”，小说不仅成功地塑造了一批解放军指战员的英雄形象，再现了保卫延安的几次著名战役，而且第一次在当代文学作品中描绘了彭德怀的领袖人物形象。高玉宝1955年发表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也受到普遍欢迎。

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即将完成，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日益成为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大问题是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1956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他代表中共中央郑重宣布：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就奠定了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正确政策的基础。1956年四五月间，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和国家主席的身份分别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和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为进一步宣讲和阐述“双百方针”，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请中宣部长陆定一举行了报告会。

“双百”方针的提出极大地鼓舞了文艺工作者的创作热情，一大批优秀的中长篇小说相继问世，其中在1957年发表的主要有梁斌的《红旗谱》、吴强的《红日》、曲波的《林海雪原》、艾芜的《百炼成钢》，1958年主要有杨沫的《青春之歌》和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第一卷）。1956年6月，文化部召开第一次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决定实行剧目开放。据有关部门统计，全国各地整理挖掘出的剧目有5万多个，上演了百余出久不演出的剧目，昆曲《十五贯》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年秋天的北京，还自解放后第一次上演了莎翁著名悲剧《柔密欧与幽丽叶》（当时的译名），由田华饰演的幽丽叶受到英国《工人日报》来华记者阿兰·魏宁顿的高度赞扬。7月，首都文艺界集会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奥地利作曲家莫扎特诞生200周年、荷兰画家伦勃朗诞辰350周年、爱尔兰作家萧伯纳诞生100周年和挪威剧作家易卜生逝世50周年等，这都是新中国成立后所少见的。“双百”方针的提出和贯彻使文化艺术界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景象，形成了新中国文化艺术事业发展的第一个高潮。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使大批有才华的文艺工作者被错划成“右派分子”，一大批优秀作品受到批判。1958年开展“大跃进”运动，以高标准、瞎指挥、浮夸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泛滥起来，正如周恩来指出的：“一九五九年，尤其是一九六0年以后，由于执行总路线在具体工作上发生偏差，这不能不影响到各个方面，其中也包括文艺方面。”由于忽视客观规律，片面强调主观能动作用，提出要像生产1070万吨钢那样，在文学、电影、戏剧、音乐、美术、理论研究等方面都要争取“大跃进”，群众文化活动要做到人人能读书、人人能写诗、人人看电影、人人能唱歌、人人能画画、人人能舞蹈、人人能表演、人人能创作，还要求文化创作要行行放卫星、处处放卫星、层层放卫星。像搞政治运动一样发动文艺“大跃进”，严重违背了艺术生产的规律。

为了纠正精神生产领域内的种种偏差，调整文化政策，自1961年下半年到1962年上半年，召开了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以及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周恩来、陈毅等中央领导人在会议上发表讲话，总结经验教训，阐述精神生产的规律，批评文化思想领域的一些错误作法，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与此同时，先后制定了《文化部党组、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党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八条”）、《文化部关于剧院（团)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简称“剧院(团）工作十条”）、《文化部关于加强电影艺术片创作和生产领导的意见（草案）》（简称“电影工作三十二条”）等，提出了加强文艺建设、改进文艺工作的意见。文艺工作经过调整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音乐创作中涌现出《我们走在大路上》、《我为祖国献石油》、《唱支山歌给党听》、《马儿啊，你慢些走》等一大批优秀歌曲。电影音乐取得令世人瞩目的进展，《刘三姐》、《英雄儿女》、《冰山上的来客》等影片的音乐家喻户晓。革命历史题材的大型作品《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和史诗《东方红》应运而生，成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佳作。歌剧代表着音乐文化的最高水平，也折射出文化底蕴的厚重程度。中国歌剧曾经拥有一批影响深远的作品，唱腔家喻户晓，剧情耳熟能详，强烈吸引了几代观众。如《洪湖赤卫队》、《刘三姐》、《红珊瑚》等对歌剧艺术进行了成功探索，形成第一次歌剧高潮，其中《江姐》一剧堪称中国歌剧艺术史上的经典华彩乐章。

总起来看，新中国成立后，文化建设虽然不可避免地存在缺点和不足，但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正如邓小平所总结的：“我们的文艺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文艺工作的成绩是显著的”。”

开创文化建设的新局面

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处于拨乱反正、走向历史转折的进程中，首先遇到的最大障碍是“两个凡是’’的指导方针。这一方针维护了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也禁锢了人们的思想，造成了党和国家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带领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文艺界落实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过去受人民欢迎的一大批文艺作品重获新生。文艺工作者心情舒畅，创作热情高涨。短短几年里，通过清算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小说、诗歌、戏剧、电影、曲艺、报告文学以及音乐、舞蹈、摄影、美术等作品。这些作品对于打破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枷锁，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对于解放思想，振奋精神，鼓舞人民同心同德、向四个现代化进军，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

1977年11月，文艺界开始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漫画、相声脱颖而出，成为猛刺林彪、“四人帮”的“匕首”。诗歌打破长期沉寂，抒发了人民群众的战斗激情。特别应当提到的是传诵一时的《天安门诗抄》，以及《团泊洼的秋天》、《中国的十月》、《革命人民的盛大节日》、《在浪尖上》、《周总理，你在哪里？》、《一月的哀思》等，在广大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新闻纪录片《敬爱的周总理永垂不朽》，表达了千百万人民的哀思和怀念。许多长期以来文艺界不敢触及的问题，现在敢于突破、敢于议论、敢于探讨了，不仅打破了“四人帮”套在文艺工作者身上的重重枷锁，冲破了他们设置的许多禁区，而且还冲破了在前17年中的不少清规戒律。1978年1月，中央批准成立筹备小组，恢复被迫停止了12年活动的文联和各个协会的工作，各协会普遍进行了会员重新登记，并发展了一批新会员。同时，相继恢复《人民文学》、《诗刊》、《文艺报》，还创办了一批新刊。

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吹响了思想解放的号角，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实现了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的伟大转折。1979年lO月第四次文代会是在大转折的关头召开的一次解放思想、总结经验、探讨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繁荣文化建设的重要会议，邓小平亲临大会并发表《祝辞》。他在讲话中提出了新时期文学艺术的任务，进一步解决了文艺与人民、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以及党如何领导文艺等一系列重大的根本问题。他强调指出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文艺创作必须充分表现我们人民的优秀品质，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力戒粗制滥造，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这些论断根据新时期的特点对文化政策作了新的调整和理论概括，为新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确立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不仅比较完整地反映了社会主义时代对文化的历史要求，而且更体现了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强烈文化要求和广大文化工作者的高度责任感与使命感，成为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文化建设的根本方针，开启了一个新的文化时代。新的历史时期党的文化发展方针深入人心，文化创作热情空前高涨，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作家、艺术家和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文化精品杰作，文化园地展现出一派勃勃生机。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文艺创作开始进入以揭露和反思极“左”危害为主题的创作阶段，文艺工作者以战斗的姿态和无畏的精神率先从文学角度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在全国拨乱反正中起到了引领作用。

《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发表的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标志着揭批“四人帮”的作品在现实主义描写上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作品通过对中学生宋宝琦、谢惠敏两个不同形象的生动描写，深刻揭示了“四人帮”的罪恶不仅在于造成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而且更在于给广大青少年带来的精神上的伤害。它所发出的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呼吁，在全国引起强烈的反响。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发表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小说通过描写一个16岁的小姑娘王晓华与其“叛徒”身份的母亲彻底“划清界限”，8年后母亲的冤案得到平反，王晓华明白了真相，但为时已晚，母亲已与世长辞的经历，揭露了极“左”路线给中国社会特别是青年人造成的悲剧和灾难，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共鸣。

这以后揭批极“左”路线的文学作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些作品大体上分为两类：一类是面对“四人帮”的淫威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一类是对人民遭遇的深切同情和对美好情操的热情颂扬。前者有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陈世旭的《小镇上的将军》、中杰英的《罗浮山血泪祭》、丛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谌容的《永远是春天》、莫应丰的《将军吟》等；后者有张洁的《森林里来的孩子》、宗璞的《弦上的梦》、张贤亮的《土牢情话》、刘绍棠的《峨眉》、叶蔚林的《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叶辛的《蹉跎岁月》、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

接下来发表的作品已不再满足于一般性的揭露和控诉，作家开始把笔触伸向历史纵深，主要有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茹志鹊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刘真的《黑旗》、梁晓声的《李顺大造屋》、古华的《芙蓉镇》、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叶文玲的《心香》、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和《张铁匠的罗曼史》、韩少功的《西望茅草地》、李国文的《月食》等。这一波创作浪潮后期的优秀作品，如朱晓平的《桑树坪纪事》、陈建功的《辘轳把胡同9号》、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和《今夜有暴风雪》、孔捷生的《大林莽》、阿城的《棋王》、李存葆的《山中，那十九座坟茔》、张贤亮的《绿化树》等，都曾在社会上产生较大的反响。

话剧发挥了它介入现实短、平、快的特点，率先创作了一批及时反映政治潮流和重大社会主题的作品，如《于无声处》、《丹心谱》、《枫叶红了的时候》。1978年初，宗福先创作的四幕话剧《于无声处》再现了1976年中国人充满风险的政治生活和家庭生活。老干部梅林是何是非的恩人，但何是非投靠“四人帮”，昧着良心出卖了梅林一家人。作品有力地揭示了天安门事件前后尖锐、复杂、险恶的政治环境。这出话剧在围绕天安门事件要不要平反的激烈斗争中公演，所起的作用不言而喻。陈云在1978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是人民的意愿，就举了《于无声处》为例。苏叔阳创作的五幕话剧《丹心谱》被称为“对恢复发展革命现实主义传统带有标志性意义的作品”，它表现了以方凌轩为代表的医务工作者，为执行周总理的指示研制治疗冠心病新药，与“四人帮”亲信爪牙展开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

诗歌的代表则有1977年发表的贺敬之的《中国的十月》、李瑛的《一月的哀思》、柯岩的《周总理，你在哪里？》等。《中国的十月》是一首优秀的政治抒情诗。它热情讴歌了中国史诗般的十月，放声歌唱粉碎了“四人帮”的伟大历史性胜利。《一月的哀思》抒写周恩来光辉的一生，表达了全国人民在周恩来逝世后的悲痛和怀念以及对粉碎“四人帮”的无比欢欣。涛人善于选择典型的细节和运用大量的排比句式，表达昂扬奋发的激情。《周总理，你在哪里？》是一首现代抒情诗，是为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而创作。诗人运用“询问——呼唤——寻找——应答”的独特构思来展现主题，用54个“周总理，你在哪里”对周总理的英灵急切地反复呼唤，反复询问，反复倾诉，表达了亿万中国人民的无限热爱和怀念的深情，富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上述文学作品，主题鲜明，紧扣时代脉搏，有力地推动了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促进了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吹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号角，文化艺术界以敏锐的洞察力及时地推出一批以改革为题材的力作，逐渐取代伤痕文学和反思小说而成为文学创作主流。《人民文学》1979年第7期上发表了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就题材、思想、人物而言均不同以往。作者把眼光从车间、工厂放大到社会，揭示改革的困难、斗争和已经出现的变革与转机，着力塑造了改革家乔光朴的正面形象，写他的坚毅刚强和困惑苦恼，写他感情世界的波涛起伏和对待爱情的果敢态度，性格鲜明突出，有棱有角。这正好应和了变革时代的人们渴望雷厉风行的“英雄”的社会心理，一时间引起了读者和评论家们的盛情赞扬，被评论家们赞美为“改革文学”的代表作。载于《人民文学》1980年第8期的何士光的《乡场上》，像一阵潮润的清风卷起了乡间芬芳的泥土气息。它深刻反映了当时广大农村在实行新的经济政策以后农民的新风貌，他们不仅逐渐摆脱长久的贫困，而且敢于挺直腰板抵制官僚特权作风，表现了鲜明的时代精神。其他还有高晓声的《陈奂生进城》、赵本夫的《卖驴》、路遥的《人生》、水运宪的《祸起萧墙》、谭谈的《山道弯弯》和张洁的《沉重的翅膀》等，这些作品已经不仅限于为改革鼓与呼，而是朝向改革所带来的社会关系以及人们心态变化的深层写作。

伴随着改革开放从农村转向城市的深入发展，文化建设中的一系列体制性、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20世纪80年代初文化管理部门明确提出改革体制和管理制度方面的问题。1983年国务院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部署文化体制改革。1985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文化部《关于艺术表演团体的改革意见》，明确提出合理调整艺术表演团体的布局结构；确定编制，精简人员；改革领导体制和内部管理体制，扩大自主权；加速培养艺术人才，繁荣艺术创作等改革思路。1988年，国务院批转文化部《关于加快和深化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的意见》。1989年，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进一步繁荣文艺的若干意见》，提出了实行“双轨制”改革思路，即一轨为国家扶持的少数全民所有制院团，另一轨为多种所有制的艺术团体。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大体遵循了经济领域“增量改革”的战略，在国有艺术表演团体特别是省级和中央艺术表演团体改革难于取得突破时，艺术院团改革转上了“双轨制”发展的道路，转轨并催生了一批民间职业剧团和社办院团，改变了艺术表演团体由政府单一投资的体制。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文化功能日趋多样化和丰富，文化的产业属性逐步显现出来。1987年，文化部、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了《关于改进舞会管理的通知》，正式认可营业性舞会等文化娱乐经营性活动。1988年文化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关于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工作的通知》，正式提出文化市场的概念，同时明确了文化市场的管理范围、任务、原则和方针。这标志着我国“文化市场”的地位正式得到承认。1989年国务院批准在文化部设置文化市场管理局，全国文化市场管理体系开始建立。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全面提升文化建设的地位和作用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要求，强调要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1991年，江泽民把“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作为整个文化建设的方向，指出：“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1994年，他进一步指出，要“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倡导一切有利于发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这是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具体体现。1997年党的十五大旗帜鲜明地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有繁荣的经济，也应该有繁荣的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全党必须从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和民族振兴的高度，充分认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2000年，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将先进文化建设上升到立党之本、执政之基的高度来认识，对于提升文化建设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整体布局中的地位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为进一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文化体制改革逐渐向纵深发展。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对文化体制改革提出了“改革剧团体制，集中力量办好代表国家级艺术水平的剧团”的要求。1993年9月，文化部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快和深化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的通知》，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要求对艺术表演团体改革提出了新的改革意见：一是调整布局结构。国家重点扶持少量的在国内外、省内外有重大影响，或具有实验性、示范性和民族代表性，或具有历史保留价值的艺术表演团体；办好地、县级艺术表演团体；提倡和鼓励社会办团。二是搞活内部经营机制。1994年2月，文化部又颁布《关于继续做好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进一步明确国有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建立充满活力的运行机制。由此开始，文化部连续三年对中直院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遵循建立科学合理的布局结构、建立充满活力的运行机制、建立长期稳定的经费来源为三项基本内容的宏观思路。以建立完善的运转机制为重点，整体推进，分步实施，对推进全国艺术表演团体改革产生了积极的示范作用。

1996年，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提出了文化体制改革的任务和一系列方针，指出“改革文化体制是文化事业繁荣和发展的根本出路”，“改革的目的在于增强文化事业的活力，充分调动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多出优秀作品，多出优秀人才”。强调改革要符合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遵循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改革要区别情况，分类指导，理顺国家、单位、个人之间的关系，逐步形成国家保证重点、鼓励社会兴办文化事业的发展格局。

发展文化产业是改革开放以后文化建设的重大举措。文化产业是以文化资源为投资对象，以现代管理机制为手段，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向社会提供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并获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一种新型产业。1985年，国务院转发国家统计局《关于建立第三产业统计报告》，把文化艺术事业、旅游、教育、科技事业等一并列入第三产业。在市场意识、竞争意识不断增强的90年代，文化产业的发展越发引起中央及有关部门的关注。1993年11月文化部提出“发展文化产业”的命题，文化系统由“以文补文”、“以文养文”逐步转入产业发展轨道。1998年政府机构体制改革逐步推开，文化部在机构大精简的背景下成立了一个新的机构——文化产业司，为促进文化产业发展打下了基础。

2000年10月，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提出了“文化产业”问题，这是在中央正式文件中第一次使用这一概念，标志着我国对于文化产业的承认和对其地位的认可，这对于文化体制改革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文件要求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加强文化市场建设和管理，推动有关文化产业发展。200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中宣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文化体制改革要以发展为主题，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集团化建设为重点和突破口，着重在宏观管理体制、微观运行机制、政策法律体系、市场环境、开放格局等5个方面积极进行探索创新，进一步壮大实力，增强活力，提高竞争力。意见还强调要加强党对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领导，始终掌握对重大事项的决策权、对资产配置的控制权、对宣传业务的审核权、对主要领导干部的任免权。

这一阶段文化体制改革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重点进行了探索：一是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转到以国有艺术表演团体尤其是省级和中央艺术表演团体为重点，在落实加大财政投入、合理布局结构、规范演出市场秩序和建立文化经济政策等一系列配套政策的同时，重点突出了院团内部运行机制的建设和调整，院团生产和演出的市场化导向得到明显加强，逐渐由机关化管理模式开始向企业化管理模式转变，产业化经营得到提倡；二是培育社会主义文化市场，规范市场行为，完善运行机制，促进文化市场繁荣健康、活跃有序地发展，初步建立起了包括文艺演出市场、电影电视市场、音像市场、文化娱乐市场、文化旅游市场在内的文化市场体系；三是文化管理部门加大自身改革的力度，转变职能，提高效率，加强和改进对文化事业的宏观管理；四是进一步完善文化经济政策，逐步建立了有利于文化单位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保障机制。

2002年党的十六大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做出全面部署，并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确立了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和战略地位，第一次将文化分成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明确了整个文化体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标。

2003年6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按照党的十六大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要求，专门研究部署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全国有包括北京、重庆、广东、深圳、沈阳、西安、丽江在内的九个省市和39个宣传文化单位作为改革试点。开展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就是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行探索，为制定文化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推动文化体制改革做准备。同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把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强文化建设纳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布局加以强调，进一步提出：对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要深化劳动人事、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加大国家投入，增强活力，改善服务；对经营性文化产业单位要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壮大实力；要健全文化市场体系，建立富有活力的文化产品生产经营机制；要完善文化产业政策，鼓励多渠道资金投入，促进各类文化产业共同发展，形成一批大型文化企业集团，增强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要依法规范市场竞争秩序。

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把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确定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本要求。决定提出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这一重要命题，这也是中央正式文件中第一次出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提法。决定还要求抓紧制定文化发展纲要和文化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十六届五中全会把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确定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抓好的一项重大任务。2005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这是指导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提出了文化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原则要求、目标任务、基本思路，有力推动文化体制改革发生深刻变化。

2006年3月的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决定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从9个省市扩展至全国有条件的地区，试点单位也逐步增加。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出台，极大地释放了文化生产力。9月，《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出台，这个新中国成立以来由国家制定的第一个专门部署文化建设的规划纲要，为我国文化建设描绘了一幅壮美蓝图。10月召开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中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发展战略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将文化建设推向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之路。

总之，党的十六大以来，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和谐、民族团结，各项事业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确立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对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受到党和国家以及全社会的高度重视，进入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文艺方针政策稳定明确，文艺创作环境宽松和谐，文艺队伍团结向上，广大文艺家心情舒畅、精神焕发，文化生产力进一步解放，文艺作品和表演艺术空前繁荣，规模、数量持续增长，内容、形式不断创新。

2007年党的十七大进一步强调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的重要性，提出“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的历史重任，发出“推动文化建设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时代号召，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着力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大力推进文化创新，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不断发展、文化市场更加繁荣，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

总结60年文化建设，尽管道路是曲折的，但成就是辉煌的，前途是光明的。中国的文化事业把握机遇，开拓进取，以改革的精神破解发展难题，以开放的姿态迎接挑战，成功地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形成了一道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亮丽的中国文化风景线。我们将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努力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参引文献]

[1]《中共中央委员会电贺文代大会开幕》，《人民日报》1949年7月2日。

[2]《周恩来文化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32页。

[3]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1979年10月30日）》，《人民日报》1979年10月31日。

[4]《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4页。

[5]朱寨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23页。

[6]《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8页。

[7]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34页。

[8]《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2，33页。

新中国的法治发展历程篇2

新中国的法治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62年，弹指一挥间，但缔造了一段辉煌的法治篇章。

1949年新中国成立，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该纲领提出：“废除国民党反动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正式以法律的形式宣告了国民党旧法统的灭亡。国民党旧法统的废除，宣告了国民政府政权的彻底终结，为新中国的法治建设排除了障碍、奠定了基础。 为了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法治，我国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法律、法规。1954年，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1954年宪法》诞生，奠定了新中国立国、治国的最根本的法律基础，也为“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依据。新中国的法治发展道路并非一帆风顺，也历经曲折。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确立法律的地位和权威。1982年宪法作出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法律的地位和权威通过根本大法的形式得到了确认与保障，并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方针指导下，我国现行基本法律相继出台。同时，为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还制定颁布了涉外经济法律法规。

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正式把“依法治国”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报告指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1999年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又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入宪法，上升为国家意志，使其具有了法律效力。一批民商、经济、行政、社会领域的法律法规相继制定。这一时期，我国共制定、修改法律190条，行政法规353条，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各个法律部门已经齐全，以宪法为统帅，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形成。从此，我国法治建设进入以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为主要内容、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奋斗目标的新的发展阶段。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把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紧密结合起来，揭开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篇章。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治建设所取得的一项极其重大的成就。一个以宪法为统帅和根本依据，部门齐全、数量适度、体例科学、质量较高、内在统

一、外在协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与此同时，我国公民法律素质明显提高。

由上可知，我国法治建设在新中国成立以来走过了辉煌历程，取得了伟大成就。但同时毋庸讳言的是，我国法治建设也历经曲折和磨难，在立法、执法、司法、普法等各个环节也的确程度不同地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我国法治建设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在充分肯定成就的同时，也要认识到存在的不足。只有这样，才能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奋斗目标的指引下，不断把我国法治建设胜利地推向前进。

新中国的法治发展历程篇3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音乐的发展历程

新中国17年的创作歌曲

综述

1949年7月2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并成立了全国文艺界统一的领导机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在党的正确方针、政策指引下，广大音乐工作者热情迸发，音乐家们以自己的艺术才华和对生活的深刻体验极大繁荣了新时期的音乐创作。 1、1949-1956年的音乐发展

这一时期，音乐创作继承和发扬了“五四”以来的革命音乐传统，坚持以歌曲创作为中心，产生了一大批以歌唱新中国、新生活的优秀作品，这些歌曲作品迅速、有力地表现了新中国初期这个朝气蓬勃的时代和全国人民昂扬的工作、生活情绪。主要代表歌曲有《歌唱祖国》、《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小鸽子》、《中国少年儿童队队歌》、《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等。除歌曲的创作之外，器乐创作、音乐喜剧创作也呈现出一派朝气蓬勃的繁荣景象。主要作品有：管弦乐《春节序曲》、歌剧《王贵与李香香》等。此外，在中国共产党“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指导下，戏曲工作者也热情参与传统戏曲和曲艺的发掘、整理和研究工作，并尝试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戏曲改革，涌现出一批优秀剧目。如：评剧《刘巧儿》、《志愿军的未婚妻》，吕剧《李二嫂改嫁》，黄梅戏《天仙配》，沪剧《罗汉钱》等。这些作品不但展示了解放初期戏剧改革的丰实成果，同时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广泛而积极的影响。 2、1957年至“文革”前夕在曲折中前进的音乐历程

建国后7年的音乐繁荣，随着1957年“反右派斗争”、1958年“大跃进”及1959年的“反右倾”等一系列政治运动，遭受了严重挫折。“大跃进”时期的音乐除了少数作品又一定的艺术质量（如歌曲《克拉玛依之歌》、《草原之夜》、《戴花要戴大红花》等），在群众中传播广泛，大多数应时而写的具有明显概念化，终难逃昙花一现的结局。除上述歌曲外，具有代表性的器乐作品有：管弦乐《十三陵水库落成典礼》，交响乐《抗日战争》，小提琴演奏曲《梁祝》，舞剧《睡美人》等。

1960年，中央开始纠正“左倾”错误，文艺政策随即得以调整。1961-1963年间，周恩来总理就文艺问题又做了多次重要讲话，在此背景下，全国文艺界、音乐界的形势有所好转，涌现出一批歌唱生活、歌唱部队建设、表现人民团结一致、坚韧不拔精神的优秀声乐和器乐作品。如：歌曲作品 《我们走在大路上》、《边疆处处赛江南》、《唱支山歌给党听》等；还有为毛主席诗词谱写的声乐作品《蝶恋花·答李淑一》、《西江月·井冈山》等；器乐创作的代表作品主要有交响乐《长征》、《东方红交响诗》等；，电影音乐 《红色娘子军》、《李双双》、《上甘岭》等；民族乐队作品《初春》、《海上锣鼓》、《彝族舞曲》等。歌剧作品有《刘三姐》、《红珊瑚》、《江姐》等。此外，这一时期在大型作品创作方面成就突出、影响巨大的则有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和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

文革时期-音乐成为政治附庸

综述

文革时期的中国音乐事业遭受到了史无前例的大破坏、大灾难。音乐变成了政治的附庸，根本谈不上什么艺术、令人愉悦。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音乐是中国一个特殊的、反常的音乐现象。是非常政治形势下的一个艺术变种。在这十年里，中国的音乐事业与其他各项事业一样保守了磨难，音乐事业由原来的初步繁荣，百花齐放，转变为只符合野心家政治标准的艺术路线。可以说这十年浩劫是漫长中国音乐史上最灰暗、最悲惨的一页。

主要歌曲类型：

1、语录歌

“语录歌”是文革时期的特定产物，它较早盛行、也较快结束。“语录歌”兴起于“文革”的第一阶段，即1966年至1969年。语录歌就是将《毛主席语录》中的各个段落配上曲谱来演唱的形式。

2、四支歌

这一时期由于江青对歌颂毛泽东！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歌曲突然发难，“语录歌”狂潮戛然而止，当代中国的歌曲进入了一个沉默期，全国范围内只能演唱四首歌曲，它们是：《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国际歌》。

3、战地新歌

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以后，周恩来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此期间他多次接见音乐工作者，对以往的歌曲创作方面提出了批评，并对大家提出了创作新歌曲的期望。此后，从1972年到1976年之间一共出版了五集《战地新歌》歌曲集。

4、知青歌曲

1968年后，大多数知识青年，在口号“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鼓励下上山下乡了， 《20世纪中国音乐发展概貌五-建国后17年的音乐发展》 蔡梦

中国音乐教育 这些插队落户的知青，习惯了城市生活，来到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贫乏的农村，心理失去平衡，对故乡城市生活的怀念之情也油然而生。知青们内心的感受需要倾吐、宣泄。于是文革时期的另类产物：知青歌曲诞生了。例如一首名叫《等着窝头凉》的歌曲，便是根据苏联歌曲《红莓花儿开》的曲调填词的。任毅创作的《知青之歌》抒发了他对家乡南京的思念之情。

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流行音乐起步阶段

综述

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内地尚无原创的流行音乐，那时的中国歌曲只是从原有的“高、亮、硬”转向了抒情，对于那个年代的人来说，抒情歌曲带给他们的是心灵的解放，是十年来激情的释放。“文革”结束初期，高音喇叭开始播放曾经一度被禁播的《洪湖水，浪打浪》、《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等一些抒发人们真挚情感的歌曲，这标志着中国的音乐开始逐渐走出“文革”时期音乐创作的单一期。在众多的歌曲之中，体现中国人民粉碎“四人帮”欢乐、喜悦心情的《祝酒歌》以其形象生动表达人民在70年代后期如释重负的解放感和对未来充满信心的喜悦感，而成为中国新时期歌曲创作的里程碑。

主要音乐类型：

1、电影歌曲的突出表现

解放思想后中国音乐有了大的转变，表现最为突出的是电影歌曲在那个年代，电影歌曲的影响力巨大，《甜蜜的事业》中《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小花》中的《妹妹找哥泪花流》等都给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电影《甜蜜的事业》中《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一首反映爱情的歌曲，文革期间音乐中反映爱情的题材销声匿迹，这首歌可以说是在人民群众迫切需要有轻松的爱情歌曲的时候诞生的，虽然歌词里有“比翼鸟”、“并蒂莲”、“亲爱的”等等在那个时代堪称巨大突破的词语，但是歌曲之中“革命的理想”、“长征路上”等词语也依然存在，这就很突出地反映了当时人们在音乐创作上的顾虑"改变了传统电影中革命题材电影中音乐的风格，使人耳目一新。

2、中国音乐的突破

中国音乐真正的突破源起于中央电视台1979年录制的风光片《三峡传说》，这部风光片本身并没有引起巨大的轰动，但是作为其中插曲的《乡恋》引起了社会的轰动。《乡恋》是一首怀念故乡的抒情歌曲，这首歌是张丕基谱曲，由当时担任中央乐团独唱演员的李谷一演唱。2月25日《北京音乐报》在头版刊登的文章《不成功的尝试》提出，这首歌抒发的不是健康的热爱祖国山河的怀恋之情，而是低沉缠绵的靡靡之音。

3、民族抒情歌曲成为主流

这段时期中国的流行音乐主要以民族风格的抒情歌曲为主，大多数都体现乐观昂扬的精神风貌，将人的感情充分表达出来。对于祖国的热爱、对大好河山的歌颂以及对于新生活的憧憬向往是这一时期的主要内容。《在希望的田野上》、《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我爱你，塞北的雪》、《难忘今宵》、《我的中国心》等从表现手法上以柔性美代替了文革时期的刚性美，借景抒情、托物言志为主。

4、邓丽君-划时代的歌声

改革开放不仅催生了中国大陆的流行歌曲，也在一定程度上使港台地区的流行歌曲有机会进入内地。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台湾歌手邓丽君的名字家喻户晓，无数人听着《甜蜜蜜》、《小城故事》、《夜来香》等，透过邓丽君甜美的嗓音和极富感染力的演唱，释放内心的情感。

5、校园民歌传入内地

台湾的校园民歌给流行乐坛带来清新的风。在内地流行音乐复苏之际，校园民歌广泛传入内地，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内地流行音乐的复苏，极大地推动了内地流行音乐的发展。主要代表作有：表现童心的《童年》、《外婆的澎湖湾，追求梦想的《橄榄树》，充满童趣与哲理的《蜗牛与黄鹏鸟》，还有体现个性情趣的《乡间的小路》、《踏浪》、《踏着夕阳归去》等等。

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流行音乐繁荣期

综述

中国大陆流行音乐真正崛起的标志是1986年百名歌星为纪念“国际和平年”而筹办的《让世界充满爱》音乐会。当时的中国内地，人们对于流行音乐总体上是不能接受的甚至还有排斥的心理，有关部门曾有过“三个流行歌手不能同台演出”的规定，这也使得中国的流行歌手们没有当众聚集在一起演唱流行歌曲的机会。流行歌曲还没有自己的名字，只称为通俗歌曲。起初歌手们大多数都是抱着凑热闹的心情去参加这次晚会的彩排的，而《让世界充满爱》在录音后不久，得到了文化部门的支持，这是文化部门第一次对流行音乐破例。这首歌改变了大众对流行音乐表现风花雪月、卿卿我我的印象，那种充满人间真情的呼唤，成为了大众心声的表达，之后的许多歌曲都沿袭了这首歌的风格，集中表达了中国大众对生活的理想和追求，对人间真情的呼唤。

1、刮起“西北风”和“东北风”

深受当时文化寻根热的影响，音乐界也开始卷起文化狂潮。1987年、1988年刮起的“西北风”和“东北风”堪称是中国歌坛的一个辉煌纪录，那时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播放着这些豪放的歌曲，这是大陆原创歌曲前所未有的发展高峰。典型歌曲有：《黄土高坡》、《我热恋的故乡》、《信天游》、《山沟沟》、《篱笆墙的影子》、《苦乐年华》等。

2、中国摇滚的走红

参加过《让世界充满爱》晚会后，在众多歌星中并不起眼的崔健以自己的一首《一无所有》，唤醒了所有人沉闷的心灵。崔健的崛起标志着摇滚乐这种文化性极强的音乐在中国登场。摇滚乐是一种对现实的力度的表达，其中包括在思想上追求清醒的理性与深度，在感受上强化个体的独特经验，在批判的向度上针锋相对。《一无所有》用强烈的音符唱出了当时中国人的苦闷、仿徨、困惑和失落的矛盾心情。崔健至此开创了中国的摇滚音乐，开始抒发时代的苦闷，宣泄失落，之后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红旗下的蛋》等无不是在张扬这种迷茫与对抗的思想。

3、正式登陆内地的港台流行音乐

1988年，“卡拉0K”这一新的娱乐形式引入中国内地，并迅速在广州、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发展起来，“卡拉OK”的兴起吸引了众多的歌星，并带动了一大批乐队的产生，这为日后内地流行音乐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港台原版音乐的流入使大陆的流行乐坛更加丰富多样。费翔的《冬天里的一把火》、《故乡的云》让人们对流行音乐有了新的认识，童安格的《把根留住》喊出了现代人生活的压力，齐秦的《狼》和《外面的世界》唱出了在现代社会中的渴望与迷惘，而苏芮的《跟着感觉走》也轰动一时。

4、反映农民工思乡情感的歌曲

1992年一首《小芳》引起了社会的轰动，歌曲反映的是主人公作为知青返城后对自己曾经拥有的知青生活的一种怀念。这首歌掀开了“知识青年怀旧热”的序幕。在城市中拥有了新的生活，包括家庭、事业、婚姻、爱情，但是年少时曾经拥有的那段感情仍然弥足珍贵。这首歌在某种程度上也触及了一个新兴群体的生存境遇——农民工群体，之后抒发思乡情感的《一封家书》、《大哥，你好吗》、《走四方》、《九月九的酒》等都是以农民工的思乡情感为主题，侧面反映了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生活，反映出了流行乐坛对于在现代化进程中不同群体心理状态的关注。

5、“亚运歌曲”的诞生

1990年9月22日至10月7日，中国北京举办了第11届亚洲运动会。整个亚运会筹备和举办期间，中国人的爱国热情被充分调动起来，民族自豪感空前高涨，民族凝聚力得以增强。主要的亚运歌曲有《亚洲雄风》、《不要说再见》、《黑头发，飘起来》等。

6、MTV、排行榜的出现 MTV在中国的兴起最早可追溯到1989年，这一年广州成立了大陆歌坛第一个MTV制作中心。首都由歌星制作人独立策划的MTV专辑是《程琳新歌》。1993年，MTV在大陆歌坛红火起来。许多歌手不惜以重金制作MTV专题片，通过电视台播出。

1987年，广东电台音乐台主办的“广东创作歌曲排行榜”诞生，中国内地最早的排行榜出现。到了1994年，各地电台、电视台、报刊纷纷建立排行榜，仅广州一地就有“广东创作歌曲排行榜”、“广州新音乐十大金曲排行榜”等。甚至于有人称1994年是大陆流行乐坛的“排行榜”年。

90年代中到新世纪初——流行音乐新的发展期

综述

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流行音乐的风格更加丰富，内地流行歌曲的表现手法也更多是反映现代人的思想情感，在这个社会转型期里，中国流行音乐也体现了人们感伤、迷惘、不断寻找和追寻的心里。这一时期校园歌曲火爆一时，带有浓郁民族特色的音乐也强势而来，摇滚音乐有所变化。

1、校园民谣展现激昂的青春

1994年，内地的流行音乐一夜之间崛起了一股校园力量，而正是这股清新的校园风给开始浮躁的社会带来了一阵清风，唤醒了每个人那份久违的感动。1994年的内地流行音乐校园民谣大部分是用简单的吉他伴奏，旋律简单，饱含着淡淡的感伤和怀旧情绪，将大学校园中的纯真爱情、友情，心中的理想和青春的无悔真实地表达出来。如：《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铺的兄弟》、《青春》等。这时，在台湾一个三个年轻男孩的组合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小虎队”这个震撼当时流行歌坛的组合曾创下了演唱会20多场场爆满的记录。他们成为第一支由学生组成的少年组合乐队，其代表作《爱》、《青苹果乐园》等歌曲将年轻人的心情表露无疑，大部分歌曲的内容充满了青春的激情，乐观积极，对生活充满希望。

2、流行音乐通俗化、民族化

这一时期中国流行音乐逐渐开始采用中国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给较为单一的中国流行音乐添加新的元素。这标志着中国大众对流行音乐的审美趣味有所提高，以及在社会变迁和价值失落时传统文化的回归倾向。主要代表作有：《涛声依旧》、《梦回唐朝》、《新鸳鸯蝴蝶梦》等。与此同时，流行音乐的民族化开始体现出来，《阿姐鼓》、《蒙古人》等一系列带有民族特色的音乐扑面而来，掀起了中国流行音乐的民族风。

3、新民乐、新民歌的出现 2000年2月，中央电视台第四套节目开播《新民乐》。大量以中华民族传统音乐为基础，结合欧美流行音乐表现手法进行创作和改编的“新民乐”作品出现。2000年，流行乐坛还出现了“新民歌”浪潮。这种多为的“新民歌”，并不同于传统民歌那单一的地域色彩，而是带着创作者对自然与音乐的主管理解，从云贵、西藏、蒙古等少数民族的民谣中汲取灵感与素材，又大量借鉴了欧美爵士、蓝调、说唱乐等特点，使民歌在演唱中具备了强烈New Age的流行潜质。“女子十二乐坊”的出现则把这股“新民乐”“新民歌”推向了高潮。

4、流行音乐的国际交流

这一时期，流行音乐的国家交流活动也频繁起来，具体有如下几个方面的表现：大批国外流行音乐家在大陆举办演唱会，如1997年3月，“情歌王子”胡里奥在中央电视台举办了个人演唱会，1997年5月，雅尼在北京举办“雅尼紫禁城音乐会”等。国内大批流行歌手在国际比赛中获奖，如在第8届-第14届“亚洲之声”流行音乐比赛中，中国歌手都获得了不同规格的奖励。境外昌平公司与内地唱片公司的合作等，如1997年，上海声像出版社与蜚声世界的索尼音乐公司结成联盟，共同在内地制作、发行有中国特色的原创流行音乐，刘欢、韩磊、毛宁成为首批与双方合作体签约的歌手。

5、摇滚乐的新发展

1998年，中国流行乐坛涌现了一股势不可挡的音乐新潮流。一大批新人组建的摇滚乐队出现，如“清醒”、“麦田守望者”、“花儿”、“新裤子”等乐队的作品成为媒体和乐迷关注的对象。与此同时，崔健、唐朝、黑豹等老一代音乐人也纷纷推出自己的作品。

6、“韩流”在大陆的风靡

“韩流”的成因，首先是中国对外开放过程的必然结果，其中，政治原因、政府的扶持在这里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从1988年汉城奥运会、1992年中韩正式建交以及1994年两国签署文化合作协议后，两国文化交流与合作逐渐活跃——在中国，由韩国电视剧开始的韩国文化热潮逐渐扩大到歌曲，最终带来了“韩流现象”。

7、网络对流行音乐发展的影响 （1）流行音乐网站的蓬勃发展

1997年6月，张秦创建了“高地音乐传讯”音乐网站。7月，“高地”转向境外付费申请国际顶级域名和独立网站，成为当时中国内地唯一一个拥有顶级域名的音乐网站。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其他众多的音乐网站，如网蛙音乐站。

1998年，国际互联网上登录的“东点流行音乐网”成为国内第一家专业的流行音乐网站，它的建立，标志着流行音乐传播的新革命。 （2）网络给流行音乐发展带来的影响

流行音乐与网络的结合，带来了一场流行音乐传播方式、欣赏方式、创作方式的大革命。如：2001年，雪村创作的《东北人都是活雷锋》在网络上广为流传，雪村也被称为“中国网络音乐第一人”。

与此同时，一些乐队和歌手也通过网络迅速提升知名度，歌手卢庚戌也是凭借新浪网的介入迅速走红，网络的介入使一个歌手的成名期缩短减半。

更有大量的原创歌曲通过网络的传播渠道在网迷中流传，如《猪之歌》、《老鼠爱大米》《丁香花》《大学自习课堂》等。

新世纪之后——流行音乐创新发展

综述

伴随着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人民消费能力和娱乐休闲意识的增强，以及网络的飞速发展。使得人们的生活中出现了不同别样的音乐概念。偶像时代已经步入，各种音乐类选秀节目也争相登场，网络神曲迅速蹿红，在这个复杂而又充满科技创新的社会里，音乐带给了我们不一样的享受。

1、成熟的偶像时代

如果说“金童玉女”的毛宁与杨钰莹是中国大陆自产的最早偶像，那么新世纪之后成熟的偶像时代才刚刚到来。不管是王菲、田震还是周杰伦、王力宏、梁静茹等都已经是这个时代的烙印。尽管周杰伦吐字不清的演唱、节奏并没有摇滚的强烈，歌词不按常规却尽现文字之美，但它却激起了无数人的狂热。这个时代偶像们的歌曲迎合了八九十年代出生的人的心理——喜欢创意，拥有自己的想法。

2、民族风组合——混搭出现

近些年来，一些民族风混搭组合相继出现，并火遍全国。其中凤凰传奇就是典型一例。他们的《月亮之上》和《最炫民族风》节奏感十足、鼓点平稳，有着非常广阔的群众基础，大江南北，男女老少，几乎人人都会哼唱几句，有人喜欢哼唱里面的蒙语，有人喜欢飙里面的高音，也有人喜欢跟唱里面的 rap。因此这两首也成为这几年热门的彩铃。

3、网络神曲迅速蹿红

网络的散播能力是强大的。2010 年 3 月，因为网络和王菲等歌坛大牌的力荐，本属于严肃音乐范畴由著名歌唱家龚丽娜演唱的《忐忑》经由网络视频竟然“被”流行音乐，被大众“围观”，像病菌一样在流行乐坛“肆虐”了起来。一时间，全国上下一片咿呀，哄笑成一团，被恶搞的同时，《忐忑》红了，或者说正因为被恶搞了，《忐忑》才有机会红了。

2012 年，风靡全世界的《江南 style》也是典型的神曲，它之“神”则彻底地不是因为“曲”，而是因为“舞”，韩国鸟叔边唱边跳着一种酷似人骑马时的动作的舞蹈，所以被人们称为《骑马舞》，一时之间，在大街上、在超市里，到处都在放《江南 style》的视频。

4、歌会类栏目——集体狂欢

2000年1月27日，由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共青团北京市委联合举办了一场堪称中国流行歌曲盛宴的大型歌会《同一首歌——相聚2000大型歌会》，此台歌会会集了两岸三地40多位在华语歌坛举足轻重的音乐人和歌手，以全新的方式演绎了中国歌坛，40多首经典名曲，可谓是新千年的一次规模宏大的歌会。这次歌会引起了观众强烈的反响和好评，从此以后《同一首歌》一发而不可收拾，几年时间，它的足迹踏遍了祖国各地，甚至不断走进异国，而所到之处，演出场面都是超级火爆。在《同一首歌》良好效应的影响下，中央电视台的一《音画时尚》、《欢乐中国行》，湖南卫视的《超级歌会》等一拥而起，亦激起了相当的火爆，收到了良好的效益。

5、选秀类栏目——层出不群

2003年，湖南电视台推出《超级男声》大型电视娱乐节目。2004年5月又推出《超级女声》，这一以流行音乐为外壳的娱乐性节目风靡全国，引起广泛影响，并创造了短期内打造明星歌手的神话，李宇春、周笔畅、张靓颖等成为万众瞩目的明星。随后，各路同行争相模仿，中央电视台的《星光大道》上海东方卫视的《加油，好男儿》和《我型我秀》、江苏卫视的《绝对唱响》、《中国好声音》湖南卫视《我是歌手》等音乐选秀节目纷纷出炉。你方唱罢我登场，让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

323 《文化视阈中的中国流行音乐研究》周晓燕 2013年博士论文

《二十一世纪中国大陆流行音乐类电视栏目传播批判》 党岱

2008年硕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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